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郎仁宝著《七修类稿》，文笔拖沓，见识卑陋，阅之闷损，唯卷帙颇富，资料可取，仍不失为明代重要说部之一。卷十五至十八为义理类，发挥意见多在此数卷内，但亦偶有佳论，如卷十七邓攸弃子全侄一条云：“弃子全侄，《中兴书》以其子至暮追及，攸复系子于树。予意子侄皆幼，势难两全，故弃子而全侄，今既追及，则不唯可与之同行，亦知道路者矣。刘须溪以为无是事，喜谈全侄而甚之之辞也，然考之本传及当时人之言皆同，则又实有是情。呜呼，可与同行而又系之树，有人心者可忍之耶，此所以伯道无儿，何天道无知哉。噫，晋之好名至此极矣。”案邓攸事正与郭巨埋儿是一类，人性有偏至，当时或迫而出此，后世当以悯默处之，不必多论，唯若标榜以为孝弟轨范则大是害理，俞理初所谓酷儒莠书，不可轻许耳。郎氏以不忍人之心立言，自是正论，唯谓此所以伯道无儿，犹未免有报应之陋见，其实亦只是求仁得仁而已，又归结到晋之好名，亦不对题，盖莠书目的在于私利，于名无所与者也。尝见启蒙书中引陆陇其著《崇明老人记》，近日读《甘泉乡人稿》，又见其演述为诗，为之不快者累日。老人鬻其四子为人奴，晚年得诸子孝养，唯以赌博度日，此岂非平世莠民，而陆钱诸公盛称之，以为是幸福的父亲的榜样，儒生失理性至于此，则又比较表扬邓郭为尤甚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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